在欧洲中世纪形成的“产业资本的萌芽”，存在于三个部门，采矿业是其中之一。中国明代中、后期的矿冶业，同样也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单位。

自当时的铁冶业中有关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单位的明确记录。嘉靖《广东通志初稿》载：广东“凡韶惠等处系无主官山，产生铁矿，先年节被本土射利奸民号山主矿主名色，招引福建上杭等县无籍流徒，每年于秋收之际，纠集凶徒，百千成群，越境前来，分布各处山峒，创寮住札。每山起炉，少则五、六座，多则一二十座。每炉聚集二三百人，在山掘矿，煽铁取利。山主矿主利其租税，地鬼总小甲利其常例，土脚小民利其雇募”。

这里的“土脚小民”是因为“利其雇募”而参加铁冶生产的，而且其雇主是从福建上杭来的“无籍流徒”，只于每年“秋收之际”前来组织生产，大概是利用冬天的农闲季节进行短期经营，所以“土脚小民”与其雇主不会形成牢固的依附关系，可见这是一种符合科学含义的“自由”雇佣劳动。每炉所聚工人达“二三百”个，这表明在一个生产单位中雇佣劳动力的数目不小，不应属于封建的小规模的雇佣劳动。很清楚，这里的“山主矿主”类似于欧洲十六七世纪的土地所有者，充当雇主组织“在山掘矿、煸铁取利活动的“福建上杭等县无籍流徒”，相当于欧洲的租地农业家，而“土脚小民”则是被剥削剩余价值的雇佣工人。这种经营方式自然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。

明朝人王士性记载了云南铜矿业中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情形：“采矿事惟滇为善…其未成硐者，细民自挖……其成硐者，某处出矿苗，其硐头领之，陈之官而准焉。则视硐大小召义夫若干人。义夫者，即采矿之人，惟硐头约束者也。择某日入采。其先未成硐，则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，皆硐头任之，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。及硐已成矿可煎验矣，有司验之。每日义夫若干人入硐，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，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：一聚为官课，则监官领煎之，以解藩司者也；一聚为公费，则一切公私经费，硐头领之以入簿支销者也；一聚为硐头自得之；一聚为义夫平分之，其煎也皆任其积聚而自为焉。”

根据这个记载，硐头在“未成硐”之前，“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”都需负担，这说明他是拥有开发矿山资本的人；而被召来的“采矿之人”即“义夫”，却是一无所有的人。矿山的所有权属于国家，因而采出矿石以后，要有四分之一上缴，以充“官课”。可见，这里的硐头也跟欧洲的租地农业家地位相似，“义夫”就是硐头雇佣的工人。有的史学家认为：“在这里是以对分产品的方式以代替货币付酬的，而且义夫要受到硐头和封建官吏重重的剥削，并且受到硐头的‘约束”，所以这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。这是应予商榷的。

恩格斯曾说，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雇佣关系，“可能被参加分红的组合形式所掩盖”。这就是说，分红的组合形式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营的实质，以对分产品的方式处理硐头与“义夫”的关系，就是一种参加分红的组合形式，可见它不应当成为否认这里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经营的理由。至于受硐头的“约束”，也不应用来做这种否定的根据。马克思说过：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“直接生产者大众来说，他们的生产的社会性质是以实行严格管理的权威的形式，并且是以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安排的社会机构的形式出现的，这种权威的执掌者，只是作为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人格化，而不是像在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中那样，以政治的统治者或神权的统治者的资格得到这种权威的”。

可见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，并不是不要“严格管理的权威”，即不是不允许资本家“约束”工人，只是这种“严格管理的权威”即“约束”，不许扎根于政治的统治权或神权，而要依靠其掌握“劳动条件”的地位；这正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权威与奴隶主、封建主对奴隶、农民的权威的重大区别之一。

当然，资本家对工人的这种“严格管理的权威”即“约束”，也不能发展到人身的依附或隶属的程度，这也是它与奴隶主、封建主对奴隶、农民的权威的重大区别。云南铜矿业中“硐头”之得以“约束”“义夫”，正是由于“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，皆硐头任之”，即由于“硐头”是“劳动条件”的掌握者；另外，从史料来看，也并没有发现“硐头”得以占有或半占有“义夫”的人身。所以硐头与义夫的关系，应看作是雇佣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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